茨威格不但是一位重要的作家，还是一个作家、艺术家手稿的收藏爱好者。因为他信奉歌德的话：“如果要完全理解一部伟大的著作，不仅要看到成品，还必须要了解这部作品的产生过程。” 对于我来说，进行文学评论，是要了解作者为什么要写，基于什么样的际遇、灵感，有着什么样的体系和价值观，处于什么样的社会背景，又为何采取了我们看到的这种写作形式。
茨威格本人处于历史转折的一大关节，人类走向现代的极其重要的见证者。我目前想要全面描述仍然力有所不逮。现在主要基于我目前对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这篇小说的理解，如果将来能够获得更深的理解，再进一步去写。
一、故事的现实性#
故事的现实性有两方面。
一方面是，这篇小说有它的现实来源。
茨威格在 1916 年收到了一封陌生人的来信，写信人弗里德里克是位女作家，她在信中提到自己四年前与茨威格的一次相遇，并于前两天再次偶然相遇的过程。信中弗里德里克表达了自己对茨威格多部作品的欣赏之情，同时也对一些作品发表了个人见解。当时，弗里德里克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但是随着书信来往，感情的加深，4 年后弗里德里克与原来的丈夫离婚，与茨威格结婚。
1913 年，茨威格来到巴黎，遇到了受到丈夫虐待的善于制造女帽的玛赛尔，他们一起在巴黎度过了一段快乐却短暂的时光。几个月后茨威格从巴黎的医院中收到了玛赛尔去世前写给他写的信，里面写尽了她对茨威格浓厚炽热的爱，语气毫无责备反而满是感激。对此茨威格评价道：“一封没有责备的信，因而七倍感人。我在极端羞愧和极端无耻之间摇摆，我在这方面趋向极端。”
（以上两段，我查了几个不同出处，是有极其重要的差异的，比如有的认为茨威格收到弗里德里克的来信是 1912 年，有的不认为茨威格收到的是玛赛尔的绝笔，等我以后找到更准确权威的描写）
小说男主人公，年少成名、温文尔雅、热爱旅游，有着作者的影子。这些想必带给了他灵感的启发。
另一方面，它对少女的激情的描写是真实可信的。有人反对这篇小说的原因是，它是如此真实而又有蛊惑力，会引起别人效仿。就算如此，小说需要担当什么责任呢？茨威格所崇拜的歌德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之后引起很多少年少女自杀。《西厢记》也被认为会害了各位闺阁小姐呢，但这些都不是小说的责任，小说要求的是对所写内容的真诚。况且这篇小说不是这么读的。
二、故事的心理分析#
女主人公在信的最后说：“我现在不再信上帝了，我不需要别人为我做弥撒，我只相信你，我只爱你一人，只愿继续生活在你的身边”。这句话对解读这篇小说至关重要。
20 世纪上帝之死，尼采和弗洛伊德是两个至关重要的人物。茨威格曾经为这两个人写过传记，熟悉他们的思想。他和弗洛伊德是好友，弗洛伊德多次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赞赏茨威格的小说。
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，女主人生于贫困的家庭，缺少父亲，母亲软弱，周围都是粗鄙的底层人。当她 13 岁看到拥有各种精装藏书的温文尔雅的男主人公，新世界向她开启了大门，“那个人读过那么多漂亮的书，他还懂得许多种文字，又有钱又有学问，他到底长着一副什么样子啊？一想到你拥有那么多书，我心里油然升起了一种面对圣贤时的敬畏之情。” 大门之内是她的天国。这是对儿童时期缺憾的补偿。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，成年人一生都在弥补儿童期的缺憾，用尽一生奔向这彼岸世界。只不过这彼岸世界已经没有了上帝的位置，而是属于人本身的欲望和自由意志。
在弗洛伊德那里，自我、本我的压抑导致了力比多的升华。自从遇到男主人公后：“以前，我在学校成绩平庸，在爱上你以后，我认真读书，常为了看书熬到深夜，我的成绩也变成了班上的第一。我还练起了钢琴，并且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”。
故事如果仅仅如此，到没什么，不会有人因此反感。但是，女主人公对作家的爱表现的是受虐狂精神，除了从作家那里，她感觉不到幸福。这在青春症候中并不罕见。
我们要问的是，这是正常的吗？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。一方面来讲，如果去做精神辅导，那么这是典型的偏执狂、人身依附，需要发展独立的人格。另一方面，受虐狂是一种主动选择的牺牲、忍耐，这是很多人类英雄所拥有的气质，虽然他们是将这种偏执狂、受虐狂表达在其他方面，如对人类、对思想、对艺术的献身上。比如茨威格传记下的那些英雄们。如茨威格自己所说：
在我的传记文学中，我不写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人，只写那些具有崇高道德精神的人物。我从来不喜欢为英雄人物歌功颂德，而是始终着眼于失败者的悲剧。在我的中篇小说里，主人公都是一些受命运摆布的失败者，他们对我很有吸引力。
茨威格所写的，无论是传记还是小说，写的都是由激情所驱使的，失败的英雄。在凡俗看来，他们是失败的，但是他们自己实现了生命的自我完成，是自己的主人。从世俗的角度来说。杨丽娟给自己和家庭造成了灾难。但是，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好指责的。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几十年生命，没有人能规定你的一生如何去过。
宝玉挨打，黛玉对他说 “你可改了吧”，并不是要他真的去改，而是对孤独道路上唯一心灵相通的人的怜惜。每一个人生都是孤独的单行道。但是我并不建议将人生寄托在某个人，某个信仰之上，因为有一天你可能发现这个人，这个信仰也不过如此。人生最好能够丰盈喜乐。
年轻时候对信念的孤勇、献身，是由激素所决定的。本身是有意为了让人类竞争、冒险、交配，为了人类基因整体的延续。这种来自少年的激情，赤子之心，能够延续到成年，是很多能够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所能够成功的因素。如同女主人公所说：
我的爱是这么舍身忘我，是这么死心塌地，我不会背叛你，只对你从一而终，没有一个女人能像我这样爱你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一个孩子的暗恋是无人能比的爱情，这种爱情不怀有任何希望、低微，不为人所重视，充满热情，只是一味地迎合爱人，这和成年女人的炽热欲望不同，它没有那种爱情所具有的贪婪欲望。聚集全部的热情，这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做到。
以我现在的经历，我认为经过这个阶段之后，能够对以往的信念有所怀疑，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能够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最终才能进一步成长，复又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。
三、昨日的世界和彼岸的世界#
这篇小说的献身的激情，所能联想的是王尔德的《夜莺》《快乐王子》《道林・格雷的画像》，再往前是安徒生的《美人鱼》，再再往前是雨果的浪漫主义。这是一个以个人自由选择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世界，反对基于现实的理性主义。
上帝未死之前，你对上帝的信仰不能用利益进行衡量。在浪漫主义时代，你所付出的爱不能用生命来进行衡量。这种彼岸的价值和信仰是不可被计算与怀疑的。
茨威格亲眼见证现代的胜利，现代性就是各种终极价值，形而上学，彼岸理想的消解。一个经历了一战后满目疮痍的世界，令许多作家反思自己的创作，反思历史。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年代，上帝已死，正如马克斯・韦伯所说：一切最高贵的价值和意义已经祛魅，从公共领域流失了。
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写于 1922 年，而同一年，卡夫卡的《城堡》，艾略特的《荒原》，乔伊斯《尤利西斯》，普鲁斯特《追忆似水年华》第二卷发表。乔治・奥威尔讲，1910 到 1930 年之间的作家都是悲观厌世的，而且他们的作品都会流传下来。至于为何如此，奥威尔并没有说明，我的总结是人类信念已灭，自由已死的悲观是永恒的。“不再反抗，也不再假装自己能够控制它，只是接受它，忍受它，记录它。似乎正是所有敏感的小说家现在都可能采用的良方。既有积极的、建设性的态度，同时在感情上又真实的小说，在目前来看难以设想”（奥威尔《在鲸鱼肚子里》）
因此，进一步延伸，茨威格在这篇小说里在缅怀昨日的世界，那个未绝天地通之前，能够达到彼岸的世界。这个故事相当残忍，但是作者故意的，因信称义，所有的考验都动摇不了信念。
人类的童年已经结束，拥有了很多种能够毁灭自身的力量，我们无可挽回的进入了现代。原子弹、流水线、大数据、信用贷款、气候变化、议会与电视真人秀所组成的现代。现代性存在一个测不准原理式的悖论，当你不去思考，不了解何为现代性时，现代性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毁灭，但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去思考现代性，为现代性可能的毁灭恐慌时，可能毁灭就不会到来。这本身是一种责任伦理。阿伦特从恶之庸常，加缪从意义的自我赋予，罗尔斯从无知之幕，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，赋予了走出童年的人类以所应承担的责任。
昨日之日不可留，今日之日多烦忧。我在看茨威格的《昨日的世界》写到他第一次看到飞艇，让我想到《进击的巨人》中艾伦・耶格尔的父亲小时候带妹妹看飞艇。同样的为人类的进步欢呼，又同样迎来人类的悲剧。谏山创之所以要伤害读者，是因为很多问题是无解的，上帝已死，人类只能靠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