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小说，我一直有这样一种观点，应该看的是作者想写什么，怎么写的，为什么这么写。这和作者的经历、性格、世界观有莫大关系。
对于作家，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优点是要真实，这种真实不是现实的真实，现实如此复杂繁芜，哪里有什么真实，而是要能够达到对这个世界理解的真实，能够看透幻象。如张爱玲的名言：“生活是一袭华美的长袍，里面爬满了虱子”，张爱玲是要戳破对这个世界的幻想的。在她的小说中，孤身一人的女性想要生存，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男女在谈情说爱中对利益的计算如同非洲草原的狮子，为了生存而合，又为了生存而散。生存环境的压力、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利益计算、人自身的欲望，这三方面相辅相成，残酷、真实又充满慈悲，忽视任何一方面都是看不到张爱玲的苦心。张爱玲一生境遇也如同她小说中的人物，并给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一种有尊严的选择。
张爱玲早期小说主题有相通之处，这里主要谈一下《第一炉香》。
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，点上一炉沉香屑，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。
小说一开始就给出了时代背景，大家族的旧时代刚刚过去，女性可以走出家门，但还无法通过工作获得独立，而这时又战乱频仍。主角一家因为日军侵华才来到香港避难，因为香港物价飞涨决定回到上海，而女主角葛薇龙却不愿意回去。来到姑妈家的门口，看到姑妈的精致的花园。
姑母家里的花园不过是一个长方形的草坪，四周绕着矮矮的白石字栏杆，栏杆外就是一片荒山。这园子仿佛是乱山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。园子里也有一排修剪得齐齐整整的长青树，疏疏落落两个花床，种着艳丽的英国玫瑰，都是布置谨严，一丝不乱，就像漆盘上淡淡的工笔彩绘。
草坪的一角，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鹃花，正在开着，花朵儿粉红里略带些黄，是鲜亮的虾子红。墙里的春天，不过是虚应个景儿，谁知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墙里的春延烧到墙外去，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，那灼灼的红色，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。杜鹃花外面，就是那浓蓝的海，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。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 —— 处处都是对照；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，时代气氛，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，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。
山腰里这座白房子是流线型的，几何图案式的构造，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。然而屋顶上却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琉璃瓦。玻璃窗也是绿的，配上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的框。窗上安着雕花铁栅栏，喷上鸡油黄的漆。屋子四周绕着宽绰的走廊，当地铺着红砖，支着巍峨的两三丈高一排白石圆柱，那却是美国南部早期建筑的遗风。从走廊上的玻璃门里进去是客室，里面是立体化的西式布置，但是也有几件雅俗共赏的中国摆设，炉台上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，沙发前围着斑竹小屏风，可是这一点东方色彩的存在，显然是看在外国朋友们的面上。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，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。但是这里的中国，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，荒诞，精巧，滑稽。
景观描写有两层寓意，一是作者所要交代给读者的，姑妈所生活的生态环境是殖民地条件下特殊的人造之景。作者甚至跳出来自己解说 “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 —— 处处都是对照；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，时代气氛，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，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。” 另一层，则是前面引文的第 2 段开头，炽烈、蔓延、蓝海、白船，如电影一般的镜头调动，是葛薇龙的主观之景，对更广阔自由世界的向往。
作者生怕读者看不明白，又特意描写：
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 —— 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，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，翠蓝竹布衫，长齐膝盖，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，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；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，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。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，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，短背心底下，露出一大截衫子，越发觉得非驴非马。
故事有着曲径通幽的迂回。第一个迂回：葛薇龙来到姑妈家，姑妈不在家，去和乔家十三少爷游泳，受到两个丫鬟的冷落。从丫鬟的话里听出姑妈果然是不干不净的人家，心灰意冷要走。然后无巧不成书，碰到姑妈回来。
紧接着第二个迂回：乔家十三少爷约姑妈出去却是为了给他约赵家小姐做掩护，生气回来。当年姑妈执意给富商做妾，与本家闹翻。姑妈把葛薇龙父亲骂了一顿，葛薇龙欲走。这里同时交代了男主人公的身份背景。
然后第三个迂回：姑妈发现一个丫鬟在外面私通乔诚爵士，感觉丫鬟靠不住，于是想利用女学生身份的自己的侄女。姑妈这才接纳了她并把她培养成交际花。
迂回的好处是在极短的故事时间内提高信息密度，红楼梦的几个主要场景，比如黛玉初进贾府也使用了这种手法，张爱玲早期有意模仿红楼梦写法，后面类似情形不多举例。
后面葛薇龙的想法是逐渐变化的。一开始，她只是想借姑妈帮忙完成学业，虽说她心里清楚姑妈是什么样的人。她想的是：
只要我行得正，立得正，不怕她不以礼相待。外头人说闲话，尽他们说去，我念我的书。将来遇到真正喜欢我的人，自然会明白的，决不会相信那些无聊的流言。
为何宁愿忍受屈辱向姑妈求助，而不愿回上海，她自己的话是想要留在香港念书。主要还是在她眼里香港是一个更美丽更自由的世界。当她生病的时候想念上海的家：
她家里，她和妹妹合睡的那张黑铁床，床上的褥子，白地、红柳条；黄杨木的旧式梳妆台；在太阳光里红得可爱的桃子式的瓷缸，盛着爽身粉；墙上钉着的美女月份牌，在美女的臂上，母亲用铅笔浓浓的加上了裁缝，荐头行，豆腐浆，舅母，三阿姨的电话号码。
家很温暖，但是是看不到出路的，远非花花世界可比。当她在姑妈家第一晚入睡：
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，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，试了一件又一件，毛织品，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；厚沉沉的丝绒，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歌；柔滑的软缎，像《蓝色的多瑙河》，凉阴阴地匝着人，流遍了全身。才迷迷糊糊盹了一会，音乐调子一变，又惊醒了。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曲，薇龙不由想起壁橱里那条紫色电光绸的长裙子，跳起伦巴舞来，一踢一踢，淅沥沙啦响。想到这里，便细声对楼下的一切说道：“看看也好！” 她说这话，只有嘴唇动着，并没有出声。然而她还是探出手来把毯子拉上来，蒙了头，这可没有人听得了。她重新悄悄说道：“看看也好！” 便微笑着入睡。
可是就算在香港好好念书又能如何。借丫鬟之口说：“不是我说扫兴的话，念毕了业又怎样呢？姑娘你这还是中学，香港统共只有一个大学，大学毕业生还找不到事呢！事也有，一个月五六十块钱，在修道院办的小学堂里教书，净受外国尼姑的气。那真犯不着！” 葛薇龙于是想，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，不见得是她这样的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。她自然还是结婚的好。于是物色上了男主人公乔琪乔。
至于乔琪乔的身份，早在未出场之前，就借着姑妈之口做了交代：：“姓乔的这小杂种，你爸爸巴结英国人弄了个爵士衔，你妈可是来历不明的葡萄牙婊子，澳门摇摊场子上数筹码的”。
乔琪乔绝非良配，但是在姑妈所设的这个兰若寺哪里有什么正经人家。至少乔琪乔比起那些老男人，更能引起葛薇龙的欲望：
乔琪乔和她握了手之后，依然把手插在裤袋里，站在那里微笑着，上上下下的打量她。薇龙那天穿着一件磁青薄绸旗袍，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，她觉得她的手臂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，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，管也管不住，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
无论是否心甘情愿，“从此以后，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乔，整天忙着，不是替梁太太弄钱，就是替梁太太弄人。”
葛薇龙出身中产阶级家庭，虽然被姑妈骂为 “破落户”，但也是知书达礼人家，从小娇惯的。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，在于和她姑妈非要嫁给富商做妾一样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在她们看来，反而是摆脱自己原先阶级的不自由的向上的路。假设葛薇龙回到上海，又能做什么呢，最终还是要嫁给家庭出身相近的人做全职太太。
但是对于阶级更低的人来说，全职太太，也是不可得的。《阿飞正传》中，张曼玉饰演的女主人公是个售票员，她只能寄希望于张国荣扮演的小 K 阿飞能够与她结婚。而阿飞呢，母亲嫁给了一个外国富人拒绝见他，死在了见母亲失败的异国回途。
作为镜像的故事，杜拉斯的《情人》中，女主人公，贫困的法裔中学生，只能依附来自中国的富商之子。
这三个故事，都有来自殖民地背景。殖民地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结构瓦解，各个不同阶级互相侵蚀，产生新奇的万花筒。优秀的作者自然能够观察到其中的特殊与人类的共性。
在旧秩序瓦解后，他们看到了希望与绝望，他们回不到他们的大地，因此是无根漂浮的。如《阿飞正传》中的名句：
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，它只可以这样飞啊飞，飞得累了便在风里睡觉，这种鸟儿一辈子只可以落地一次，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时候。
这些年轻男女，人生依附在一个根植于权力、财富、欲望的结构机制里，这是他们生命悲剧的根源。对于普通男女，在这个结构里，想要铤而走险，赢得飞行的机会，只能依靠他们的生命意志。
张爱玲早期的小说，冷酷无情，断不会给人生出虚假的希望来，而晚期小说，结尾的温柔温暖升华，反而是现实绝望至极，给人的虚假安慰。这以后再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