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小說，我一直有這樣一種觀點，應該看的是作者想寫什麼，怎麼寫的，為什麼這麼寫。這和作者的經歷、性格、世界觀有莫大關係。
對於作家，我認為一個最重要的優點是要真實，這種真實不是現實的真實，現實如此複雜繁蕪，哪裡有什麼真實，而是要能夠達到對這個世界理解的真實，能夠看透幻象。如張愛玲的名言：“生活是一襲華美的長袍，裡面爬滿了虱子”，張愛玲是要戳破對這個世界的幻想的。在她的小說中，孤身一人的女性想要生存，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。男女在談情說愛中對利益的計算如同非洲草原的獅子，為了生存而合，又為了生存而散。生存環境的壓力、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利益計算、人自身的欲望，這三方面相輔相成，殘酷、真實又充滿慈悲，忽視任何一方面都是看不到張愛玲的苦心。張愛玲一生境遇也如同她小說中的人物，並給出了自己的選擇，一種有尊嚴的選擇。
張愛玲早期小說主題有相通之處，這裡主要談一下《第一爐香》。
請您尋出家傳的霉綠斑斕的銅香爐，點上一爐沉香屑，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。
小說一開始就給出了時代背景，大家族的舊時代剛剛過去，女性可以走出家門，但還無法通過工作獲得獨立，而這時又戰亂頻仍。主角一家因為日軍侵華才來到香港避難，因為香港物價飛漲決定回到上海，而女主角葛薇龍卻不願意回去。來到姑媽家的門口，看到姑媽的精緻的花園。
姑母家裡的花園不過是一個長方形的草坪，四周繞著矮矮的白石字欄杆，欄杆外就是一片荒山。這園子仿佛是亂山中憑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盤。園子裡也有一排修剪得齊齊整整的長青樹，疏疏落落兩個花床，種著艷麗的英國玫瑰，都是佈置謹嚴，一絲不亂，就像漆盤上淡淡的工筆彩繪。
草坪的一角，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鵑花，正在開著，花朵兒粉紅裡略帶些黃，是鮮亮的蝦子紅。牆裡的春天，不過是虛應個景兒，誰知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牆裡的春延燒到牆外去，滿山轟轟烈烈開著野杜鵑，那灼灼的紅色，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子去了。杜鵑花外面，就是那濃藍的海，海裡泊著白色的大船。這裡不單是色彩的強烈對照給予觀者一種眩暈的不真實的感覺 —— 處處都是對照；各種不調和的地方背景，時代氣氛，全是硬生生地給搀揉在一起，造成一種奇幻的境界。
山腰裡這座白房子是流線型的，幾何圖案式的構造，類似最摩登的電影院。然而屋頂上卻蓋了一層仿古的碧色琉璃瓦。玻璃窗也是綠的，配上雞油黃嵌一道窄紅邊的框。窗上安著雕花鐵欄杆，噴上雞油黃的漆。屋子四周繞著寬敞的走廊，當地鋪著紅磚，支著巍峨的兩三丈高一排白石圓柱，那卻是美國南部早期建築的遺風。從走廊上的玻璃門裡進去是客室，裡面是立體化的西式佈置，但是也有幾件雅俗共賞的中國擺設，爐台上陳列著翡翠鼻煙壺與象牙觀音像，沙發前圍著斑竹小屏風，可是這一點東方色彩的存在，顯然是看在外國朋友們的面上。英國人老遠的來看看中國，不能給點中國給他們瞧瞧。但是這裡的中國，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，荒誕，精巧，滑稽。
景觀描寫有兩層寓意，一是作者所要交代給讀者的，姑媽所生活的生態環境是殖民地條件下特殊的人造之景。作者甚至跳出來自己解說 “這裡不單是色彩的強烈對照給予觀者一種眩暈的不真實的感覺 —— 處處都是對照；各種不調和的地方背景，時代氣氛，全是硬生生地給搀揉在一起，造成一種奇幻的境界。” 另一層，則是前面引文的第 2 段開頭，炙烈、蔓延、藍海、白船，如電影一般的鏡頭調動，是葛薇龍的主觀之景，對更廣闊自由世界的向往。
作者生怕讀者看不明白，又特意描寫：
葛薇龍在玻璃門裡瞥見她自己的影子 —— 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分，她穿著南英中學的別致的制服，翠藍竹布衫，長齊膝蓋，下面是窄窄的褲腳管，還是滿清末年的款式；把女學生打扮得像賽金花模樣，那也是香港當局取悅於歐美遊客的種種設施之一。然而薇龍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樣的愛時髦，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絨線背心，短背心底下，露出一大截衫子，越發覺得非驢非馬。
故事有著曲徑通幽的迂迴。第一個迂迴：葛薇龍來到姑媽家，姑媽不在家，去和喬家十三少爺游泳，受到兩個丫鬟的冷落。從丫鬟的話裡聽出姑媽果然是不乾不淨的人家，心灰意冷要走。然後無巧不成書，碰到姑媽回來。
緊接著第二個迂迴：喬家十三少爺約姑媽出去卻是為了給他約趙家小姐做掩護，生氣回來。當年姑媽執意給富商做妾，與本家鬧翻。姑媽把葛薇龍父親罵了一頓，葛薇龍欲走。這裡同時交代了男主人公的身份背景。
然後第三個迂迴：姑媽發現一個丫鬟在外面私通喬誠爵士，感覺丫鬟靠不住，於是想利用女學生身份的自己的侄女。姑媽這才接納了她並把她培養成交際花。
迂迴的好處是在極短的故事時間內提高信息密度，《紅樓夢》的幾個主要場景，比如黛玉初進賈府也使用了這種手法，張愛玲早期有意模仿《紅樓夢》寫法，後面類似情形不多舉例。
後面葛薇龍的想法是逐漸變化的。一開始，她只是想借姑媽幫忙完成學業，雖說她心裡清楚姑媽是什麼樣的人。她想的是：
只要我行得正，立得正，不怕她不以禮相待。外頭人說閒話，盡他們說去，我念我的書。將來遇到真正喜歡我的人，自然會明白的，決不會相信那些無聊的流言。
為何寧願忍受屈辱向姑媽求助，而不願回上海，她自己的話是想要留在香港念書。主要還是在她眼裡香港是一個更美麗更自由的世界。當她生病的時候想念上海的家：
她家裡，她和妹妹合睡的那張黑鐵床，床上的褥子，白地、紅柳條；黃楊木的舊式梳妝台；在陽光裡紅得可愛的桃子式的瓷缸，盛著爽身粉；牆上釘著的美女月份牌，在美女的臂上，母親用鉛筆濃濃的加上了裁縫，薦頭行，豆腐漿，舅母，三阿姨的電話號碼。
家很溫暖，但是是看不到出路的，遠非花花世界可比。當她在姑媽家第一晚入睡：
薇龍一夜也不曾合眼，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試衣服，試了一件又一件，毛織品，毛茸茸的像富於挑撥性的爵士樂；厚沉沉的絲絨，像憂鬱的古典化的歌劇主題歌；柔滑的軟緞，像《藍色的多瑙河》，涼陰陰地匝著人，流遍了全身。才迷迷糊糊盹了一會，音樂調子一變，又驚醒了。樓下正奏著氣急吁吁的倫巴舞曲，薇龍不由想起壁櫥裡那條紫色電光綢的長裙子，跳起倫巴舞來，一踢一踢，淅瀝沙啦響。想到這裡，便細聲對樓下的一切說道：“看看也好！” 她說這話，只有嘴唇動著，並沒有出聲。然而她還是探出手來把毯子拉上來，蒙了頭，這可沒有誰聽得了。她重新悄悄說道：“看看也好！” 便微笑著入睡。
可是就算在香港好好念書又能如何。借丫鬟之口說：“不是我說掃興的話，念畢了業又怎樣呢？姑娘你這還是中學，香港統共只有一個大學，大學畢業生還找不到事呢！事也有，一個月五六十塊錢，在修道院辦的小學堂裡教書，淨受外國尼姑的氣。那真犯不著！” 葛薇龍於是想，念了書到社會上去做事，不見得是她這樣的美而沒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適當的出路。她自然還是結婚的好。於是物色上了男主人公喬琪喬。
至於喬琪喬的身份，早在未出場之前，就借著姑媽之口做了交代：“姓喬的這小雜種，你爸爸巴結英國人弄了個爵士衔，你媽可是來歷不明的葡萄牙婊子，澳門搖攤場子上數籌碼的”。
喬琪喬絕非良配，但是在姑媽所設的這個蘭若寺哪裡有什麼正經人家。至少喬琪喬比起那些老男人，更能引起葛薇龍的欲望：
喬琪喬和她握了手之後，依然把手插在褲袋裡，站在那里微笑著，上上下下的打量她。薇龍那天穿著一件磁青薄綢旗袍，給他那雙綠眼睛一看，她覺得她的手臂像熱騰騰的牛奶似的，從青色的壺裡倒了出來，管也管不住，整個的自己全潑出來了。
無論是否心甘情願，“從此以後，薇龍這個人就等於賣了給梁太太與喬琪喬，整天忙著，不是替梁太太弄錢，就是替梁太太弄人。”
葛薇龍出身中產階級家庭，雖然被姑媽罵為 “破落戶”，但也是知書達禮人家，從小嬌慣的。為什麼要走上這條路，在於和她姑媽非要嫁給富商做妾一樣，人之大欲存焉。在她們看來，反而是擺脫自己原先階級的不自由的向上的路。假設葛薇龍回到上海，又能做什麼呢，最終還是要嫁給家庭出身相近的人做全職太太。
但是對於階級更低的人來說，全職太太，也是不可得的。《阿飛正傳》中，張曼玉飾演的女主人公是個售票員，她只能寄希望於張國榮扮演的小 K 阿飛能夠與她結婚。而阿飛呢，母親嫁給了一個外國富人拒絕見他，死在了見母親失敗的異國回途。
作為鏡像的故事，杜拉斯的《情人》中，女主人公，貧困的法裔中學生，只能依附來自中國的富商之子。
這三個故事，都有來自殖民地背景。殖民地的特點是原有的社會結構瓦解，各個不同階級互相侵蝕，產生新奇的萬花筒。優秀的作者自然能夠觀察到其中的特殊與人類的共性。
在舊秩序瓦解後，他們看到了希望與絕望，他們回不到他們的大地，因此是無根漂浮的。如《阿飛正傳》中的名句：
世界上有一種鳥是沒有腳的，它只可以這樣飛啊飛，飛得累了便在風裡睡覺，這種鳥兒一輩子只可以落地一次，那一次就是它死的時候。
這些年輕男女，人生依附在一個根植於權力、財富、欲望的結構機制裡，這是他們生命悲劇的根源。對於普通男女，在這個結構裡，想要鋌而走險，贏得飛行的機會，只能依靠他們的生命意志。
張愛玲早期的小說，冷酷無情，斷不會給人生出虛假的希望來，而晚期小說，結尾的溫柔溫暖升華，反而是現實絕望至極，給人的虛假安慰。這以後再談。